专访促成上海版“大风厂”成功自救法官:20年执行法官生涯,有人拿着菜刀帮他买机票

admin 秦时 2019/8/14 7:34:19 0

文/王闲乐

 

上海出了个“大风厂”!

 

2017年火爆的反腐大剧《人民的名义》中,引发后续一系列情节的“核心”问题“大风厂”,陷入困境的职工通过积极工作进行自救。

 

现实中,上海也出了这么个“大风厂”——老板因纠纷“跑路”,即使变卖工厂所有资产,企业职工也很难拿全自己的合法收益。在执行法官的协助下,这家厂的职工竟然恢复生产,截至今年11月底68万元欠款已全部到位,再次创新了上海法院破解执行难问题的思路与途径。

 

这一上海版“大风厂”的幕后推手,就是奉贤法院执行法官卫志强。

 

卫志强个子不高,身形瘦削,走上法官之路的原因也很简单:二十多年前,看惯了乡邻吵架的他,抱着“让大家都讲理”的想法,报考了法学专业。毕业之后,他来到奉贤法院,成了一名执行法官。

 

从业二十年来,他见过各式各样的老赖,和他们斗智斗勇,是他工作的日常:“我们之间,就是猎手与狐狸的关系。”

 

最得意:“生道执行”让上海版“大风厂”成功自救

 

在一般人印象中,“执行”就是法官追着老赖跑,总是带着“强制性”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上海版“大风厂”这一让有着二十年执行法官经历的卫志强最得意的一次执行,就带着“柔性”和“暖意”。

 

今年年初,上海奉贤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企业,因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,外籍老板扔下工厂跑路了。面对拖欠的供货商货款和工厂工人的工资,奉贤区法院原本打算采取司法拍卖的方式,将厂里的原材料和设备卖了。但在一次约谈中,工厂的生产厂长却向卫志强提出,让他们组织工人恢复生产,将材料加工成成品,这样就能补上所有欠款。

 

“协调、监管方面有很多困难要克服,但这个方法可以让员工得到更多的弥补,我觉得应该尝试一下。”上海版“大风厂”的自救故事拉开了序幕。

 

卫志强小组在厂区调研。

 

今年6月,卫志强带着执行小组再次来到了工厂,这次他们不是来查封资产,而是来考察恢复生产的可能性。卫志强了解到,这家纺织品公司生产的隔尿垫制作工艺简单,产品销路好的原因在于原材料是进口的PVC材料,质量很好,洗涤多次都柔软如新,国外医用市场需求量大,而且这些客户如今仍在不断催单,不愁销路。执行小组还核实了过往的销售记录,客户每笔订单的单价相同,意味着员工无法故意低价抛售。订单也都是通过信用证担保,海外客户款项只能打进法院已冻结的账户,这使得冻结账户只进不出非常安全。

 

同时,因为进口PVC料子是保税品,如果在国内司法拍卖先要补缴20多万元的税款,料子价值仅剩30余万元。生产设备的折损则更加巨大,不足以弥补近70万元的工人工资。综合各方面因素,执行小组判断剩余的PVC 材料可以创造出的价值的确已经远大于员工工资,而司法拍卖却无法满足这一点。卫志强的执行小组开始支持员工们的想法,并解封了一批已被西班牙客户催要多时的成品。

 

西班牙客户催要多时的订单。

 

在6月29日召开的生产自救协商会上,卫志强和生产厂长一起解答了员工的疑惑:“工人们对企业恢复生产很有信心,但信不过资金安全,因为这家厂就是被老板抽走了资金才面临如今的困难。”为了让大伙安心,卫志强当场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,并许诺每个月向他们选举出的职工代表发短信告知企业账户余额。卫志强的坦诚赢得了大家的信任,最终超过半数的工人同意生产自救。

 

“这算是我的一个得意之作吧。”今年11月底,68万元欠款已全部到位,卫志强非常高兴,“用‘生道执行’的方式帮助工人们度过难关,感觉比抓老赖还要有成就感。”

 

最好笑:躲进床下的男人差点被卡住

 

曾有一次,卫志强和同事们轮班在寒风中监视着一户人家。第二天凌晨6时,天还没亮,在家休息的卫志强接到电话:“那个人昨天半夜回家了,现在还没走,快来!”披上衣服,卫志强匆匆赶往现场,“老赖们一般选择天黑回家,天亮离开,所以7点左右上门容易逮到人。”等到法警们敲开房门,家里却只有女主人一人。

 

“不对,敲门之后过了好长时间才开门,一定有问题!”卫志强在房间内慢慢踱步,发现主卧床下有几十厘米高的空隙。抱着试试看的想法,他俯下身去,两人四目相对。半晌,卫志强笑了:“大冬天的,不冷啊?”只穿了单衣躲在床下的男子也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 

床底下空间狭小,男子当初一着急就钻了进去,想出来时却发现有些困难。几名法警只好上前将床抬起一些,让他可以爬出来。经过这一番折腾,这名男子也没什么脸面再争执,爽快地交付了欠款。

 

最危险:对方拿着菜刀问,需要帮忙买机票吗

 

“看起来很滑稽对吧?但这已经算是比较配合的老赖了。”卫志强说,有时候,执行法官甚至要面对来自被执行人的威胁。有一回他和一名同事一起去东北某地,将当地企业欠一家上海企业的货款执行到位。下了飞机,两人直奔当地银行。“我们通过银行查询公司的银行账号,如果里面有足够的钱款,我们就会要求银行将这笔钱冻结,用作执行款。”

 

“你们把这手续退了,人就可以走;否则,你们走不了。”刚刚冻结了这笔钱,卫志强起身准备离开,却发现身后站着两个彪形大汉。一定是银行里有人通风报信,面对“邀请”,双方僵持了大概十来分钟,公司法务到了银行。卫志强说,当时他们用了缓兵之计,提出回酒店吃完午饭再来协商。“幸好对方是个律师,还算讲道理,同意了。”回到酒店之后,卫志强和同事抓起行李就跳上了去机场的出租车,买了最近的一班航班飞到北京。“那时就想,不管去哪,先离开这里再说。”

 

卫志强说,在他的职业生涯中,这样的场面不算罕见。“还有酒店老板带着一排厨师站在我面前,说,‘我来帮你买机票吧’。”如果那些厨师手上没有拿着明晃晃的菜刀,这条“逐客令”倒也还算客气。

 

最兴奋:各方合力共同破解执行难

 

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,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示,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,上海随后被确定为两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重点推进地区之一。破解执行难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,卫志强坦言,现在工作确实“好做多了”。

 

2016年5月,奉贤法院依托区司法局调解员队伍,构建执行、送达、诉讼调解“三网合一”的大调解格局,执行督解员从原有的14名扩大到近300名,他们就像执行法官的“千里眼”、“顺风耳”,大大提高了执行法官的工作效率。同时,奉贤法院还通过与公安、检察院等部门签署合作协议、定期将失信名单送进社区进行公示等举措,全方位打击老赖。

 

“现在我们向社会发布的失信名单,对老赖的打击很大。”卫志强介绍道,一旦上了失信名单,在生活中就会遭遇诸多不便,银行不给贷款,出行买不了机票,在邻居面前抬不起头……“以往都是我们追着老赖跑,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老赖主动找上我们,请求让他们履行责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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