纵深|文艺批评要“说人话”

admin 叙伊银行业合作 2019/10/11 0:03:11 0

近日,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,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担任首任主席。

谈及时下的文艺批评,汪涌豪并未回避问题,而是直陈种种沉疴。

作者近照    张驰 摄
   

评论家缺位甚至脱岗太久了,以至一头跟不上创作的发展,另一头又往往落后于大众的需求

 

记者:互联网时代,每个人似乎都能对电影、文学、小说等说上几句,专业评论的声音反倒越来越少。有人甚至怀疑说,这个时代不需要专业的文艺评论了。您作为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,对此怎么看?

 

汪涌豪:两年前,我在上海第十届“双年展”上看到尼古拉斯·布斯曼的《新闻蓝调》。表演者以当天的报纸作道具,用游戏的口吻将新闻的内容唱出。本意是要揭示人在海量新闻包围下的生存困境,还有新闻以何种方式左右人,让人陷入各种“假想圈子”。

 

记得场内的许多人,看后一脸困惑。我就在想,如果当时有人在场外做些解释就好了。上海是有这方面的人才的。但遗憾的是,没见人这么做,至少没做出什么声色。

 

所以我感觉,面对公众高涨的审美需求、业已提高的欣赏趣味,我们并非不需要专业评论,而是文艺评论有些滞后,评论家缺位甚至脱岗太久了,以至一头跟不上创作的发展,另一头又往往落后于大众的需求。

上海第十届双年展上,观众在与艺术家的作品互动。  何雯亚 摄
 

记者:您说评论跟不上创作,是不是指评论在某些门类或领域缺位太久?

 

汪涌豪:是的。我们知道,比之古典时期,今天各种文艺门类已经大为拓展,电影、戏剧、音乐、美术,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,有的变化堪称是革命性的。

 

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,各种界外艺术样式不断崛起,俘获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心。比如,我看到“C3日本东玩博览会”在香港开幕,所谓C3,是指动漫作品中的人物(Character)、文化(Culture)与内容(Content)这三个要素。许多年轻人都赶去参观,有的动漫迷三天前就候在门口,场面十分火爆。

 

又比如,我知道本埠青年艺术家曾经发起了一个艺术活动:“乐∞”,取意“乐无穷”,作品横跨多种艺术门类。

 

面对这么多新兴的艺术样态,这么多跨界的实验和文化现象,评论界岂能视若不见。

2014年3月14日,一名工作人员为在香港举行的“C3日本动玩博览2014”布置展台。  新华社 发

 

记者:而导致评论落后于大众需求的,应该是另一种视若不见吧?

 

汪涌豪:的确,现在有些评论似乎不大在意回应大众,只知搬来主义,玩术语,说黑话,结果弄得佶屈聱牙,满纸死气。

 

歌德读到莎翁作品后,曾经感慨地说,自己只读了第一页,就知道莎翁是此生之归宿。莎翁的作品,似乎像一只神奇的手,赋予了他视力,让还未习惯的光明一下子刺痛了他的眼睛,感到自己的生活被无穷扩大了。

 

但一般人不可能有歌德那样的感受力,需要有人分析与引导。尤其像音乐与舞蹈这两种门类,很难用文字来描绘,评论家如不能把其机质与肌理,一一展开给大众看,只知道一味笑人外行,这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缺位与弃守。

 

这要求批评家对公众“说人话”。

 

比如,古典文学一直被认为“意境很好”,那么“意境”究竟是个什么东西?是落实在韵上、典故上,还是对仗上?批评家首先自己得是一位美文家。不仅和艺术家交心,还要和读者交心。

 

如今,一些评论电影、文艺的微信公众号很受读者欢迎,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的评论者,但有的讲话很到位,所以年轻人爱听。而我们有些“学院派”批评家还陷在圈子里自娱自乐,甚至自说自话,既可见知识的傲慢又与时代有些脱节。

 

今天社会上的种种乱象,很多不是因为人们不明是非,而是因为其不辨美丑

 

记者:您理想中的文艺评论,应该符合哪些标准?

 

汪涌豪:能始终基于当下的事实,有现场感和针对性,而不做“教条论”的空谈家,这点显得尤为重要。

 

一个好的文艺评论家,既不能一味放大艺术家本人的趣味,也不能只让人听自己的声音。

 

他应该多方养炼自己的人生洞察力,并珍视自己的“艺术初感”,以便能深入作品的内里,对艺术家进行追索,对作品产生“了解之同情”。同时,又要懂得韵律、色彩、空间、音阶以及身体语言之类,具有最低限度的行内知识储备。

 

总之,既能“向内转”,聚焦文本、文体与艺术性,作鞭辟入里的分析;又能“向外翻”,有宏观的视野,找得到艺术家激情与灵感的原始图景。若再能通晓界内的现状和全球性的艺术思潮,就更好了。显然,对照这些条件,我们差距明显。

两位观众在塞尚名作《咖啡壶边的妇女》前久久驻足。  张陌 摄

 

记者:今天的公众也不是一个被动的欣赏者、聆听者。这更需要评论者放下姿态,与大众平等、真诚地交流。

 

汪涌豪:对,今天的公众早已不满足于以旁观者的身份接近艺术,他们需要通过欣赏,让艺术的美与自己的情感世界关联。

 

在这个关键点上,评论家的接引摆渡作用不可或缺。一个好的评论家应花力气研究如何帮助大众找到这个点。

 

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,今天社会上的种种乱象,有些不是因为人们不明是非,而是因为其不辨美丑。审美教育上,文艺评论可以施展的空间很大,作用不可轻视。

近代中国,蔡元培曾提出“以美育代宗教”,他称“纯粹之美育,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,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,而使人我之见,利己损人之思念,以渐消沮者也”。

我觉得他的这个判断至今仍未过时。

 

“人情批评”与“红包批评”泛滥成灾,重要原因就在于对评论失去了敬畏

 

记者:越来越多的专业评论只说好不说坏,一味追捧,不敢得罪人,有些把市场营销和评论混为一谈。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?

 

汪涌豪:今天,大家对文艺评论的现状很不满意,深层原因除了评论被边缘化,还有评论家自身也在分化。

 

有的评论者不再视批评为终身的志业,仅当作谋生之具,他们串场于各种发布会、展览会,不务正业,忙于应酬;写的文章,也不过是在各种主义中翻滚,有姿态没立场,有偏袒没主见,不讲真话,只是应景。

 

当市场大潮涌来,又不能抵御消费时代注意力经济的影响,不仅没对票房、码洋保持警惕,也未与画廊、交易商等市场力量拉开距离。

 

相反,如赫尔德所批评的那样,完全把自己当成后者的“友人”甚至“仆人”,而浑忘更应该是一个“超然的评判者”。

 

极端者甚至向世俗投降,作精神撤防,在帮人将批评弄成营销的同时,将自己最后也弄成了人所嘲讽的“坐台批评家”。

 

记者:比之上世纪,掌握话语权的往往还是市场。评论家怎样才能抵御市场与资本的侵入?

 

汪涌豪:有一个基础条件,就是评论家必须保持独立。没有评论的独立,评论的公正、深刻和引领作用都无从谈起。抵达独立,无非两点:一是知所敬畏,一是怀有诚意。

 

我们并不一概排斥评论家介入市场。但评论家不能为了利益触犯学术道德,违背学术操守。

 

前些年,有评论家公开立约,向需要其写评论的艺术家收取劳务费,并还立下诸如千字多少钱,及有关评论引用、发表等许多规矩。

 

在我看来,评论家的劳动自然需要尊重,但这样的约定无论有多少合理性,都有违文艺评论的本义,无法不让人想到“自我贬损”一词。

 

一段时间以来,“人情批评”与“红包批评”泛滥成灾,用票房代替评论、用评奖代替评论一直未能杜绝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评论者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失去了敬畏。

 

记者:除了敬畏,还要有诚意。

 

汪涌豪:对。诚意是这个世界最简单直接的人性,是人真实表达与真心沟通的基础,当然也是文艺评论所必须遵循的至切的道理。

 

现在,很多人都觉得真话不好讲,公开批评太得罪人。

 

其实,只要评论者能丢弃以法官自居的“职业批评”的傲慢,抱一种临文以敬、衡文以恕、与人为善、乐观其成的真诚态度,注意与作者交心,坦陈自己的意见或困惑,又怎么会受艺术家排斥?

 

记者:相信经过这么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,中国艺术家的内心也在变得强大。

 

汪涌豪:他们的心态渐趋松弛,早已不那么紧绷,不那么脆弱了。

 

正如在生活中我们尊重直道相砥的朋友;在艺术中,我们分享的是对美的体验。有一说一的背后,是鲁迅所说的“对文艺的热烈的好意”。

 

李健吾曾说,一个批评家要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,不是和人作战,相反它是建设。如果一定要用“作战”这个词,那也是批评家“和自己作战”。他的意思是,一个有诚意的批评家要首先并时时与自己的偏见和误判作战。有这样的批评态度,再有人生关切与深度超越,摆得开个人利益的考校,批评何愁不受人待见?
 


好的批评不是嘴上的空谈,它能把人带回问题的现场

 

记者:您觉得上海的文艺评论,可以在哪些方向上努力?

 

汪涌豪:尽最大的努力,拆毁各门类艺术之间、文艺与其他相关领域之间隔绝的栅栏,打破文艺界与高校之间彼此封闭的高墙,释放和盘活上海文艺评论的资源,以合力打造文艺评论的高原和高峰。

 

举一例,近些年来,我们看到一些新起的建筑,以及在一些空间场合所实施的艺术行为并不成功。小到城雕、橱窗、指示牌,中到广场、街道、社区,大到城市的总体布局与色彩规划,都存在一些问题,亟需科技和艺术、实用与审美两方面联起手来,做出有系统的规划。

 

可现实是,尽管有各种相关机构,但我们培养了许多工程师,却忽略了设计师,特别是有传统文化底蕴的设计师的培养,这就造成了城市中许多建筑千篇一律,没有个性,不谈美的视觉感,就连与城市的历史文脉也不搭。

 

记者:是因为在城市公共空间领域,我们同样缺乏美育吗?

 

汪涌豪:我们比较缺少为人而设计的理念,或者说比较缺少“人文设计”的理念。至于设计评论就更寥落了。

 

我们的工程师、决策者需要倾听艺术设计家、美学家和教授的意见,而后者的审美观点与艺术批评,也要从一元走向多元。

 

未来几年,上海有好几个标志性的公共建筑要开建,我希望看到上海的艺术家能参与进去,上海的评论能参与进去。

 

文艺批评要有大格局、大视野。我相信,好的批评不是嘴上的空谈,它能把人带回问题的现场,它也充满实践的力量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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